因为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是要解决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对峙的局面。(28)这种主观意识如果是从国家制度的运作中获得的确定性(certainty)，那么它就是真实的，有力的。

(5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补充，第281页。尽管黑格尔在早期通过与古代城邦宗教的对比，看到了基督教与国家在西方历史上的二元结构，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他说：教会与国家、崇拜与生活、虔诚与道德、精神活动与世间活动决不能融合为一 ——这就是基督教教会的命运(33)，但在同一时期，黑格尔在评论康德关于国家与教会二元对立的观点时，写到如果国家的原则是个完全的整体，那么教会和国家就不可能是相异的(34)这一不同于康德的思想路径。为此，黑格尔给出的特别路径是在个体的主观性原则中保持实体性维度。(6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3页注释。他说：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因为它允许主观性原则在个人特殊性自足的极端中实现出来，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像卢梭一样，看到了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有甚者，托克维尔看到，宗教因与政治的某种对峙反而支撑起了民主政治的运作，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法律让人们自行决定一切，但美国的宗教却禁止人们想入非非。在近代早期，当国家意识日渐自觉，国家之间的纷争亦日趋尖锐。文章来源：《法学》2020年第2期。

(一)将刑法教义学内部的争论上升为不同方法论之间的辩论 中国刑法学界在接受刑法教义学这种方法论的同时，也在对传统刑法学进行清算。〔[39]〕 参见刘艳红：《刑法学变革的逻辑：教义法学与政法法学的较量》，《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传统刑法学采行四要件构成理论，在四要件之下细化为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目的、动机等要素，并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必要要素与选择要素。根据该观点，犯罪构成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其实质作用，刑法适用的真正目的在于刑事责任的准确认定，当犯罪构成对认定刑事责任带来困难时，则应该寻求其他的认定根据。

〔[30]〕 同前注〔5〕，王泽鉴书，第11-12页。虽然在犯罪的本质、刑法的任务等宏观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传统刑法学确实有一些政治性的表述，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传统刑法学一直是在基于刑法条文的规定和相关法学理论展开技术分析，从未以政治正确代替理论说服。

〔[9]〕 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量刑反制定罪或类似术语最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两个案件的细节完全相同，正如世界上不会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案。〔[60]〕 同前注〔3〕，纪海龙文。

1997年刑法修改，传统刑法学者再次对刑法进行去苏俄化，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刑法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刑法外部诸多因素成为刑法适用的参考依据甚至不可或缺的必须纳入考量的前提。与一切人类知识的延续一样，刑法学知识同样是在延续中不断发展变化，在短时期内将同一刑法知识作独立化的切割，批判精神有余，传承意蕴不足，实有不妥。这就决定了法教义学不能脱离于法律规定。

否则，对于同样的问题，每个司法者都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裁判的实质依据不再是成文法的规定，而是司法者的主观感受，这无疑背离了法治的基本要求。照此推理，刑法就没有必要设置大量的犯罪类型，甚至可以直接抽象化为几大类犯罪即可，因为犯罪类型越少，司法者越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定合适的刑事责任。

实际上，明确刑法价值判断的刑法规范客观上还起到推动法律共同体建设的作用。当然，其他价值判断的刑法规范依托最终需要落实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检验，即当司法者对某一价值纳入司法判断时，需要对解释结论进行法律规范的进一步检验，若其解释结论妥当且没有违反刑法具体规定，则该价值判断引入刑法教义学是合适的。

〔[26]〕 参见张明楷：《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透过论争不难发现，无论刑法教义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于刑法教义学的认识其实都存在一些误解或误区，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故而，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刑法教义学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需要善意地给这股热情浇浇冷水，刑法教义学的研究绝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得以推进，而是需要学者们立足中国的实在法，关心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中国的实定法秩序进行体系化的解释，而不能将自己不能同意的观点扣上政法法学的帽子尔后批判一番。更何况，1979年刑法典的部分条文表述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与其时代背景有关，与之相应，同时期的相关刑法教科书对某些问题的分析阐释带有部分政治色彩，亦无可厚非。法教义学的功能之一是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有必要反思的是，何为重大、疑难案件本身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8]〕 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是在整体上对法教义学提出批评，但由于刑法教义学是法教义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批评者所讨论的材料往往是刑事案件或者刑事司法解释，故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笔者将学者们对于法教义学的整体批评视为对于刑法教义学的批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属于疑难案件，只有极少数案件属于简单案件，更多的简单案件是司法者努力运用法教义学的结果。

〔[55]〕 同前注〔31〕，凌斌文。一方面，和批评者们常见的指责不同，刑法教义学并不是机械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也不是排斥后果考量的法律自动售货机，相反，妥适处理疑难案件正是刑法教义学的优势之一。

社会公众对某一问题的过度关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能是源于新闻媒体的不适当报道，也可能是因为个别当事人、辩护人刻意片面的宣传，甚至是恶意雇佣水军从而引发社会关注。这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是贯彻刑法教义学的当然之理。

陈兴良教授在《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中关于刑法学如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推进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研究〔[2]〕这一论断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上述争论已越过法理学界的疆域，在刑法学界拉开帷幕。无论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抑或是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均具有解决指导司法者解决个案的重要功能，同时为刑法的系统化构建提供服务。〔[34]〕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刑初字第512号刑事判决书。对此，正如波恩所言：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因为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后盾和保障，刑法也只能将已经在其他部门法中受到违法评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6]〕这种二次违法性的基本结构和保障法的基本定位决定了刑法的体系必然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而必须从刑法外部寻求事实和规范上的依据作为前提或者补充。正如学者们所归纳的那样，概念法学早就在学术史上遭到了系统的批判，而自从利益法学的代表黑克（Heck）将法律体系区分为内部体系（原则的体系）与外部体系（概念的体系）并成为通说之后，法律体系就不再被视为封闭的、静态的系统，而是被视为灵活的、开放的体系了。

〔[51]〕 参见周光权：《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该论者认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根据，也是确定行为人适用何种刑罚及多重刑罚的根据。

〔[21]〕 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24]该论者并没有严格区分量刑反制定罪的类型，这也是多数持反对观点者存在的误区。

事实上，在法教义学较为成熟的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良性互动对于该国的法治建设总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对于德国法治实践提供最大智识支撑的不是哪一本特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部以解释现行法为中心、秉承教义学方法、具有实务导向的法典评注书，〔[59]〕而这些法典评注书大多数是由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共同撰写的。[32]从学术史来看，法教义学之所以能够发展至今，就是因为它较为妥当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例如，宪法教义学就曾经成功地解决普鲁士预算法冲突问题，使政治立场上不可调和的对立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第二种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是指在认定犯罪的逻辑上要优先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后根据刑事责任的轻重来决定合适的罪名，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为了量刑公正而变换罪名。就此而言，针对同一犯罪现象，也许社科法学论证的结果与刑法教义学的论证结果是一样的，甚至通过社科法学论证方法得出的结论更胜一筹，但仍然不能以社科法学代替刑法教义学。

解释犯罪成立范围内，即犯罪论部分，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禁止刑事政策的运用。可以认为，现代刑法学者对刑法进行去苏俄化是前两次去苏俄化的延续，只是去苏俄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

因为刑法教义学论证的方法有别于社科法学，它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遵守既定的严格法律规则得出的结论，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武器。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非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不重要，相反，社会科学知识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法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但是，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在数百年法治的积淀之下，在自上而下已经确立了对于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之后才出现的。

〔[1]〕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显然，这两者是有重大差异的，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很多案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一两个特定的关键事实和情节，只有通过阅读裁判文书而非经过抽象后的案例简介，才能理解司法机关的裁判逻辑，并对其准确评价。